齐鲁文化：（李维东）论及华夏之河、齐鲁之水，黄河、运河无疑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具有无可比拟的代表性。两条大河一纵一横，相汇于山东梁山，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梁山人的幸运和骄傲。两河之中，一条出自大自然的运化与馈赠，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千百年来孕育并激励炎黄子孙团结进取，奋发向上；一条则是人工创造出的奇迹，堪称中华文明的瑰宝，彰显了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勤劳苦干改造自然的无穷智慧和力量。她们在水浒故事的发源地交汇，又处于儒家文化、泰山文化和中原文化的辐射区，加之近代红色文化的点缀，也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不同文化元素的烙印，加之两河纵横互连的地缘优势，尤其是经济贸易的频繁往来更推动了各种优秀文化元素的交流互动与借鉴，形成了比较集中的文化互融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共生共存关系并不断优化传承。近几年，河和之契的提法和理念得到强化，备受关注。处于黄河运河交汇处的水泊梁山，也还孕育和演绎出108将的水浒英雄传奇，作为水浒文化发源地，这种与水相关联的文化“反差”与互融也就更加值得关注。水浒文化与河和之契的理念是否一致，又从哪些角度和实践得以体现，在当今时代背景下有着什么样的价值，又该对其如何看待和定位？
黄河代表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其奔腾不息的特性激励着中华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奋斗，克服重重困难，创造出诸多辉耀千秋的文明成果。天人合一、均衡和谐，是东方哲学思想的重要理念。黄河文化所蕴含的团结、奋斗、创新等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着后人不断前进。运河文化则具有更加明显和强烈的包容性和统一性，它连接了多个文化区域，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运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加强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其他地区的文化交流，千年大运河，不但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传播以及社会的变革，也在古代中国的南北沟通、中西交流方面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创新意识和伟大智慧。大运河并不仅仅是一条货流通道，更是一条促进南北文化互通互融的绝佳平台，同时也为一些偶然的突发事件提供了天然的庇护与屏障。
黄河与运河交汇于梁山，提到梁山，人们自然就会联想到《水浒传》和八百里水泊烟云，这几乎已成为可以画等号的存在。梁山泊的演变历史，与治黄史、漕运史紧密相连，也是人与水、人与自然相互适应、和谐共存的生动体现。反映到文化层面也是同样的道理，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作为一个普通的县级行政区，设立的历史也并不太长，但她的名气却并不输于同等甚至历史比她更长久的县市，归根结底就是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孕育产生了一部伟大的英雄传奇故事——《水浒传》。
一个地方地域文化的形成是由多种因素而促就的，既要有文化的滋养，也要有历史的积淀，更要有官方与民间长期的积累消化与认同，这样才能形成一个稳定的共识并与之相对应，也才能形成标志性地域特色为社会所普遍接受和认可，是不可能凭哪些人的主观想象去定位的。
水浒文化与黄河文化、运河文化都是梁山地域文化极为重要的内容，尤其是水浒文化在梁山地域文化中更是处于核心地位，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水浒传》一书的巨大影响，很多人便将这部虚构成分为主的文学作品读成了历史，甚至有些人过于注重和渲染一些表面现象，人为扩大其负面影响，把水浒文化与儒家思想相对立，认为儒家思想是既有秩序的维护者，而水浒文化是社会和谐的破坏者，这是非常错误和有害的，应该得到纠正。弘扬梁山地域文化尤其是水浒文化乃至由此而派生出的忠义文化应该从文化和历史两个维度和层面去努力，不应该也不应当厚此薄彼，有所偏废。我们不能把小说读成历史，更不能抹杀历史对文化的影响。无论对于文化还是历史，总结和传承的目的在于能够促进和有益于当今社会的发展。水浒文化应该得到更好地弘扬与传承，其重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对梁山地域文化而言是显而易见的，这方面无论是当地的政府层面还是全社会的专家学者都做了很多的工作，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是值得庆幸和欣慰的，但与其相关的历史资源尤其是农民起义的时代价值以及发生在梁山附近区域的特殊历史事件也同样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按照水浒这部书的逻辑，北宋末年，晁盖、宋江等人不满于当时封建统治的不公和社会黑暗，在梁山泊树旗举义，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帜，喊出了忠义双全的口号，这其中既包含了诸多文人士大夫阶层的情怀与梦想及价值趋向，也体现了很大部分底层百姓的愿望与呼声。虽然他们信奉的忠义和儒家文化所倡导的忠义有着形式与本质上的差异和不同，但他们把忠义作为自己最终的目标和追求而又将义纳入于尽忠皇权的从属地位，服务于忠的大目标，取义全忠，试图实现维护皇权统治与社会稳定的目标，这种愚忠和梦想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他们生存的年代和当时社会主流价值的局限性所确定的，也是当时社会大背景下的必然选择。
二百多年后，在与起义相关的说唱故事以及诸多传说的基础上，产生了这样一部举世名著《忠义水浒传》，给后世农民起义造成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客观地讲，单纯就农民起义而言，无论从何种角度去审视与解读，对于统治阶级和整个社会而言它都是一种反叛的力量，也是社会不稳定最极端的表现形式。但《水浒传》却堂而皇之地将江湖豪客的仗义疏财劫富济贫之举引入了忠义的轨道，最终成为政权约束下维护既有秩序的力量，实现了尖锐社会矛盾的内部消融和化解，保障了整个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一度受到社会各阶层乃至朝廷的认同，使这种带有浓郁忠义之风的行为成为诸多英雄豪杰崇拜和向往的精神圣殿和心灵归宿。
据有人考证，作者施耐庵曾在浙江和山东一带做过一段时间小官，了解到许多有关宋江起义的传说故事，后来挂印辞官回到南方为当时的农民起义领袖张士诚做起了幕僚，因与张士诚意见不合而被冷落，在回乡教书的环境中构思创作了《水浒传》。无论这种说法是否可信，作者作为一名古代的读书人，肯定是深受儒家文化影响而倾向于维护封建统治的正统地位的，不然也不会给那些水浒英雄去安排一个招安的结局了。所以他不希望看到有反朝廷的势力出现，也不希望这种势力与朝廷分庭抗礼，给社会带来长期的不稳定和更多的危害，便通过小说的形式试图塑造和建立一种为社会各阶层所能认同的的价值观念，从而将这种不稳定因素通过一种观念的引领纳入到代表国家力量的正统体制之内，以实现朝纲与社会的稳定，让政权更加巩固，使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忠义无疑是一种最佳选择。这种思想倾向下的努力和故事情节的引导不正是向人们表达他这种价值观念并通过其作品让人认同而最终实现他的目标追求吗？不就是作者为了期待社会稳定与和谐所作出的探索与努力吗？因此，笔者认为，水浒的主流精神是一种忠义精神引领下期盼国家与社会稳定的表达和探索，这种希望政权与社会稳定的艰难探索和不懈努力直到今天都是非常具有积极意义的，更对我们今天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非常有益的借鉴价值。
但《水浒传》成书后是否达到了他所期待的目标呢？这还真有具体事例来佐证。二百多年之后的明末朝廷腐败不堪，天灾人祸叠加，连年的旱灾致使老百姓衣食无着，生活极为艰难，以至到了人吃人的悲惨境地，但仍有见利忘义之徒屯粮不售牟取暴利，梁山一带的武林豪杰李青山又效法水浒英雄打抱不平，因帮助贫民买粮而与屯粮不售的奸商发生冲突闹出人命，情势所迫带领饥民发动起义，截漕运而啸聚梁山，队伍一度达数万人，震惊朝野。然而，李青山起义后并不是想推翻明朝廷的统治，而是也想和水浒中的英雄们一样寻求招安为朝廷效力，但却最终被奸臣所欺骗并遭残忍杀害，将水浒的故事情节真正演绎到了现实生活中，成为水浒问世后真正在水泊大地上演绎的一场壮怀激烈的忠义大剧，亦为一起盲从和愚忠的历史悲剧。以致此事引起很多人的惋惜，有人说，如果当时的朝廷能按承诺实现对李青山的招抚，虽然未必能挽救明朝的灭亡，但至少可以减少朝廷和社会动乱很大一部分威胁。
可惜明末朝廷并没有真正考虑李青山寻求招安的诚意和希望为国家效力的迫切愿望，在李青山起义被剿灭后，又迁怒于水浒这部书并下旨焚毁，开启了明清两代禁毁水浒的先例，甚至还差点将梁山的名字改成了“灭寇荡匪”。李青山以其悲壮的人生实践诠释了梁山忠义精神的实质和人文传承，使之成为梁山地域文化最杰出的代表。但对李青山起义的剿灭以致对水浒的禁毁并没有能挽救明末朝廷覆灭的命运，更未能带来社会的稳定。由此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到施耐庵写作水浒一书那种非常矛盾和无奈的心理，他既忠于皇帝，又痛恨朝政的黑暗，既同情农民起义，又不希望国家和社会出现动乱的局面，既期盼有像梁山好汉一样的忠臣良将出现，又寄望于朝廷统治的延续和政治的清明。作者的这种矛盾和复杂心理在水浒一书中是多有体现的，但他为追求这样一种目标所做出的难能可贵的努力与探索却是留在了小说的故事情节中，也给后世提供了诸多借鉴。如果我们真的可以做到象水浒一书所希望的那样将一切可用的力量集聚在一起，引导其成为对社会有用的力量，使之为国家稳定与繁荣这样一个共同的大目标而努力，无论对于社会稳定还是我们今天的和谐社会建设都具有非常积极意义的。因此我们说，《水浒传》这部书就是古代文人对实现社会稳定与和谐有益而富有成果的艰难探索，它绝不是一部引发动乱之书，恰恰相反，它是地地道道的一部治乱求稳之书。它的思想倾向是基于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的目标出发，为政权巩固和社会稳定寻求出路和普世价值的精神灯塔，是在黑暗中对光明的向往与追求，是为追求政权与社会稳定在黑暗和孤独中发出的振聋发聩的呐喊，是有益于社会稳定与和谐的探索之作。
《水浒传》作为一部古代的文学作品，虽然整体真实的成分并不是太高，但却是当时多种社会现象的集中反映，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那时尖锐的社会矛盾和诸多现实问题以及中底层社会群体的呼声。官府的穷奢极欲和严重的社会不公造成各种社会矛盾加剧，从而引发了最为极端的爆发形式——农民起义，成为统治阶级和整个社会极大的不稳定因素，也引出了一个让后人极度敏感的话题：乱自上作。虽然许多诉求在很大程度上有着绝对的合理性，其实现的形式也被冠以忠义的保护伞，但仍然无法抹去人们在诉求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对其极端形式在心理上的肯定。无论在古代还是当代，这种影响都是对社会稳定而言一种不和谐的音符。替天行道也好，劫富济贫也罢，都是通过一种体制外的非常规手段去实施的，这无疑是对社会公权和国家法治的蔑视与挑战，也注定是难以被历代统治者看好的重要原因，甚至一度在很长时间内都成为朝廷明令焚毁的禁书。
对于梁山而言，开展运河文化以及水浒文化乃至李青山起义的研究应与梁山地域文化相融合，对于前人所留下的历史和文化这两笔遗产，都应该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总结，结合时代特点，与时俱进，突出其固有的文化特色并赋予其新的内涵，不断发扬光大其有益成分，更好地服务于当今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梁山人和李青山后裔，我们于2012年开始系统搜集李青山起义相关史料并于2014年完成为其树碑立传的工作，修建了李青山起义纪念碑，出版了《运河枭雄李青山》一书，2015年又以其名字注册成立梁山青山书院，填补了梁山地域文化和历史研究的空白，丰富了水浒文化和梁山忠义文化的思想内涵，使一段重要的地方历史有了实体展示的场所，弥补了其历史影响与现实存在不匹配的遗憾，同时就李青山起义在水浒文化以及运河文化、梁山地域文化的地位与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与探讨，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本人基于对水浒文化的喜爱以及对梁山地域文化的深刻感悟，很多年都深为人们对水浒的偏见而不平，这种情结一直萦绕于心，也促使我对此有了更多更深入的思考。十几年来，在对诸多专家结论细心梳理和自身感悟的基础上，于2019年前后相继提出《水浒传》是忠义精神引领下致力社会稳定的探索之作和《水浒传》主题“维稳说”以及构建新时期忠义文化价值体系等新观点，认为《水浒传》是忠义精神引领下致力于社会稳定的探索之作，是促进社会和谐的积极力量。水浒一书中所体现的忠义思想和家国情怀集中体现了作者心存社稷修齐治平的远大抱负，与儒家思想所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是梁山地域文化的主要承载及核心表现，与新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非常一致的相融性，深入践行新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当今社会条件下弘扬忠义文化最具体真实的行动体现。虽然这些观点一时间还不能成为人们的共识，也有待更加深入的探讨与丰富完善，但却为现实条件下的水浒文化乃至李青山起义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向，为纠正人们对水浒的偏见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和思想根基，也为弘扬梁山地域文化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和应有的贡献，走出了传统思维模式下的认识误区。
发生于水浒故地的李青山起义无疑是深受水浒文化影响的重大事件，也是研究梁山地域文化无法绕过的一段极具梁山特色的历史，《山东通志》对其定位是当时山东地区“规模最大、组织最严密的农民武装斗争”，他们像《水浒传》中所描写的宋江起义一样利用地缘优势，不但依托运河漕运解决了自身大部分的后勤保障，更是希望借此成为他达到招安目标的筹码。他截漕不断漕，用漕不毁漕，就是为了能有朝一日能实现他招安报国的梦想，封妻荫子，报效朝廷，建功立业，光宗耀祖，不枉其一世英名。然而，许多事往往事与愿违，令人遗憾的是，李青山等人并没有得到通过朝廷招安漂白身份的机会，更无从实现他入朝为官以及报效国家的抱负和梦想，而是被重新启用的内阁首辅周延儒所欺骗。当时明政府内忧外患，也根本没有招安他们的诚意，逼得李青山以攻城焚漕来胁迫朝廷实施招安。因此说，李青山起义的成功与失败都与大运河紧密相关。没有大运河李青山起义就很难得到充足的物质保障，但他的截漕之举也直接触痛了朝廷的命脉，朝廷是不可能看着赖以维系南粮北运通道的大运河失去控制的，这也正是明朝廷下决心剿灭李青山的主要原因。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大运河成就了李青山，也注定了他失败的结局。
水浒文化的精髓与核心其实就是向往国家与社会安定的忠义精神，那种认为梁山好汉只懂得打打杀杀的观点是非常错误的，施公笔下的梁山好汉并不是一群简单的村野莽夫和通常意义上的山大王，他们既是敢做敢为的江湖豪杰，更是国家需要的忠臣良将，其中蕴含着坚定的信仰追求与深厚的谋略智慧。他们有目标、有纲领、有思想、有办法、有标准，在他们心目中，皇权和朝廷就是国家的象征，他们至死也不肯越过这条红线，在招安后屡遭猜忌和打压以致理想无法实现的景况下宁肯用生命向当时的统治者发出了以明心志的死谏，也不肯危害朝廷与国家的利益以及给社会造成动乱，这是何等的忠义之举和情怀，进而为后世留下一出慷慨悲壮的忠义之歌。水浒文化的精神实质与目标追求就是对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向往。很多人反对水浒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水浒宣扬暴力，影响社会稳定，以致发出了新时代禁毁水浒的呼吁，其实这是非常有害的错误认识。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水浒一书中确实存在一些负面极端和消极层面的东西，比如争勇斗狠的江湖义气、对封建皇帝与朝廷的愚忠、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滥杀无辜等等，但我们今天解读水浒应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客观局限以及思想认知范围，更不能用今天的思维去苛求古人。我们应该看到水浒一书所给人带来的警示作用以及精神引领和贯穿始终的价值趋向，何况水浒只是以虚构成分为主的文学作品，所反映的观点也只是作者的思想和意图，借书中人物做以寄托而已。我们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小说中的人物是不可能直白的将作者意图一下子和盘托出，也不可能让每个人物十全十美，那样的话也就没有了矛盾和烘托，失去了故事的跌宕起伏和引人入胜的文学魅力，这既是氛围营造的需要，也是读者对文学作品的基本要求。没有这些就无法将问题与矛盾展示出来，更无从衬托其理想之路的艰难与曲折，亦难以达到特定的价值认识和艺术效果。因此，水浒对宋江起义的描写我认为是意在揭示问题暴露矛盾以寻求解决之道的基础烘托，其要表现的并非起义本身，而是借起义揭示出深层的社会矛盾和现实存在的各种问题，通过忠义观念的引领和价值塑造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使矛盾得以化解，从而树立起一种普世价值，最终达到国家与社会的长治久安。施耐庵老先生从自己的人生经历与感悟中意识到只有保证政权的稳定才是社会和谐的根源和基础，他心系社稷与苍生，期待用一种教化的力量化解各种社会矛盾于无形，将一切不安定因素试图通过忠义观念的引领纳入到国家的正统体制之内，在国家统一的法制约束下各司其职，做到人尽其用，从而实现皇权统治的巩固以及整个社会的相对稳定与和谐，体现了他一生上念朝堂下安黎庶的大爱情怀，他以维护朝纲与社会稳定为终极梦想和追求，著书立说，希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努力，以最大限度的减少内耗，杜绝各种形式的资源浪费，取得最大限度的成功，这不能不说是作者在几百年前为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所作的有益探索，也为我们今天开展社会稳定与和谐社会建设等相关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在2014年的全国两会期间，有一位叫李海滨的全国政协委员就曾提出，水浒电视剧宣扬血腥暴力，影响维稳，应予禁止。此言一出，舆论哗然，引起轩然大波。之后，又有人提出涉及水浒的内容应从中小学课本中剔除，以避免对青少年心理产生不利影响。我们并不否认水浒中确实存在一些极端和暴力的现象，但更多的我们应该看到这部书带给我们的警示以及整体的价值趋向和意图，不断深思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何在，从而吸取教训，消除不稳定因素产生的根源，化解矛盾。常言说，对镜可以正衣冠，通史方能明兴替。历史的教训如不记取并加以规制，那么历史的悲剧就有可能重演，这才是当今社会最大的隐患。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逐步形成以新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陆续出台了许多相关的政策和保护措施，提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及两个结合理念，这些对于我们开展文化研究和建设都具有非常现实和深远的指导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近期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着重指出，要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促进社会更快更好地发展，为新时期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但文化的发展从来不只是仅仅取决于一部分文化爱好者、先行者的自我觉醒与默默奉献，也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和参与，更需要政策的逐步落地和人们对文化的深刻认知。那些文化先行者、开拓者们的精神和实践都是非常可贵的，他们无私无畏乐于奉献勇于探索开拓创新的精神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和学习的榜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当今每个人都应该信守和遵从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开展新时期文化建设只有坚持核心价值观的引领，立足传统文化精华和时代特色，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不断融入新的文化元素，与时俱进，始终体现时代发展的主旋律和正能量，才能不断更新我们的思维，使我们的文化建设真正服务于当今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需要，努力把具有时代特色和积极意义的文化发扬光大，使之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支撑和精神力量，这才是我们新时期文化建设和研究的意义所在。
综上所述，河和之契的理念与水浒文化乃至儒家思想其目标都是一致的，都有着对社会和谐与稳定的深切向往，虽然其过程与方式可能存在形式上的差异，但其大的方向和目标都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最终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百姓能够安居乐业，政权得到更加巩固，国家更加繁荣昌盛。黄河、运河在其水浒故地交汇，与水浒文化共存共融，集各种文化元素之优势，随着时代发展不断优化组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梁山地域文化。梁山作为水浒故事的发源地和水浒文化最重要的核心承载地，水浒文化是梁山地域文化的基石与核心，其忠义思想更是水浒文化及梁山地域文化的灵魂。几百年来，《水浒传》的问世与传播让梁山声名鹊起，成为无法分割的整体，这都得益于几百年前施耐庵对梁山的厚爱，他将一腔忠义撒播于这片神奇的土地，为这座海拔不足二百米的山峰注入了千古不灭的灵性。号称中华民族母亲河的黄河与人类奇迹京杭大运河在这里实现了交汇，和谐相处；古代农民起义的代表意识水浒文化与两千余年中国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的儒家思想在这里得到统一；有着几千年传承的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文明在这里完美融合并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江湖义气与忠孝双全保家卫国的民族基因在这里融为一体并成为一方地域文化的整体表达；个人意识与家国情怀合二为一，忠义仁孝，诚信友爱新时代梁山精神呼之欲出，集中体现了古代先贤所期许的居庙堂之高与处江湖之远应共同担负的社会责任，真正诠释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格局与大爱担当。作为一个梁山人生活在这样底蕴深厚文武并臻的历史与文化氛围中，是一种无尚的幸运和骄傲，更是一种义务和责任。梁山地域文化从文化到历史，从理论到实践，从内容到形式，从意识到行为，从个人到集体，一脉相承，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以水浒文化为核心，以忠义思想为灵魂，以梁山历代先贤和时代发展为载体而不断优化传承的思想脉络和文明印记，是梁山赖以发展最强大的后盾与保障，是八十万梁山人民最雄厚的精神支撑和力量源泉。
作者简介：李维东，男，汉族，字秋实、承之，笔名流星，自号无用书生，1969年1月生，山东梁山人。中国水浒学会理事、梁山青山书院院长、明末山东著名农民起义领袖李青山后裔、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全国优秀农家书屋管理员、济宁市作家协会会员、梁山县人民法院陪审员。心理咨询师、高级婚姻指导师、传统文化讲师、研学旅行与家庭教育指导师，中华诗词学会、山东诗词学会会员，沿黄诗联学会、梁山诗联学会副会长，山东忠义文化传媒企业顾问，山东省创新发展决策咨询专家库暨山东创促中心专家委员会首批专家组成员，济宁市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成员，梁山县地方史志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梁山县地名和区划专家库成员。自2012年初首倡并先后组织实施了为明末山东著名农民起义领袖李青山树碑立传工作，创办梁山青山书院和忠义文化传媒，开展梁山地域文化和水浒文化、忠义文化等相关研究与传承以及民间文化资源挖掘与保护，2019年前后提出《水浒传》主题“维稳说”和构建新时期忠义文化价值体系等新观点，为现实条件下水浒文化及李青山起义研究等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向，填补了梁山地域文化和历史研究的空白，丰富了水浒文化尤其是梁山忠义文化的思想内涵，让一段重要的地方历史拥有了实体展示场所，对梁山地域文化研究与传承及非遗保护等做出了积极努力和贡献。(济宁市梁山青山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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